抗日戰爭後，返港人口大幅增長，許多要在鄉村土地搭建寮屋居住。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紅十字會撥捐興建第一個徙置區安置災民。其後政府總結經驗，認為興建徙置區可以收回土地作城市發展。在1957年期間，政府下令收回竹園鄉，以興建黃大仙徙置區（即黃大仙下邨和上邨所在地），對受影響農戶、商戶及廠戶的今後的生計不作任何安排，私人屋地只象徵式賠償每平方呎一毫。在生計受到嚴重影響下，1957年3月11日，牛池灣鄉、衙前圍鄉、大磡鄉、元嶺鄉、沙地園鄉、坪頂鄉、牛頭角鄉、沙埔鄉、坪石鄉和竹園鄉組成「九龍十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民會」，並發起抗爭，要求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4月13日，茜草灣鄉、茶果嶺鄉及鯉魚門鄉亦響應加入組織，即日易名為「九龍十三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會」。面對村民的合法合理要求，政府卻派出軍警強行拆屋收地，並將部份村民遞解出境，但也難遏止村民的抗爭。鄉民的自發組織得到香港各大社團的聲援，並引起中英兩國政府的關注。在中國外交部連續兩次照會下，加上英國國會議員的斡旋，英廷終承諾不清拆古舊竹園村，並下令港英政府給予受影響的人士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包括給予業主以屋地換樓地權益，廠戶配予徙置工廠大廈，而農戶、商戶則配徙置區地下舖位以供轉業維生。農戶還獲青苗費及每平方呎一至六毫子的開耕費。這個自發組織被英國國會議員命名為「九龍十三鄉委員會」(即本會前身 )。

期間政府還繼續於十三鄉範圍內進行收地發展城市。1962年下令收回沙埔鄉興建東頭徙置區，受影響鄉民只獲安排到徙置區安置。本會聯同鄉民與政府交涉，幾經力爭，終與政府達成協議，同意鄉民以自願形式，即使無需即時徵收的土地，也可以屋地換樓地，原有土地交回給政府作適時發展。我們於1963年聯同以沙埔鄉鄉民為主體組成「屋宇建築籌備委員會」，協助獲換地的業主物色地產商在鳳凰新村建屋，建成後業主獲兩層，其餘由地產商公開發售 。

1972年港督麥理浩會同行政局同意保留有超過六百年歷史的牛池灣鄉及幾條古舊鄉村的鄉村面貌，但未幾政府又以各種理由徵收土地。1973年政府卻計劃清拆牛池灣鄉興建彩虹地鐵站，鄉民認為政府出爾反爾，經本會聯同鄉民代表據理力爭，終與當局達成協議，同意借出地底興建地鐵，而當局則安排受影響的鄉民到美東邨暫住，待鐵路建成後，免費替鄉民建回兩層高的鄉村小型屋宇，還提供其他相應的補償 。

同年，政府宣佈停止新九龍內鄉村地段的交換土地政策，日後政府所徵收的土地和屋宇僅以現金補償，鄉民深感權益受到損害，本會經廣泛徵詢意見後，多次去信輔政司，反映鄉民索求。終至八十年代，政府為興建大老山隧道而徵收元嶺鄉土地，承諾自始起，給予受影響的原居民特別的地價補償，並同意原居民物色鄉村土地重建鄉村。

遠親不如近鄰 

隨着維權工作及社區服務的開展，本會終於擺脫六十年代末期的艱難時期，會員由200多人增長至2000多人，義工亦大幅增長。大家都認為位於三山國王廟的會址不敷應用，一眾父老發起籌建會所，得到社會人士、鄉情坊眾、廣大會員響應，僅牛池灣鄉的鄉親們就捐出二萬多元，有經濟困難的會員亦帶頭認捐四百元。惟當年樓價急升，所籌善款不足應付，1974年決議，向會員借款，湊足樓價置得鳳凰新村環鳳街為分區辦事處。為了讓新辦事處早日運作，會所內裝修都是會員們抽出寶貴時間，同心協力一同裝修，連辦公室傢俱都是職工和會員手造的，不少會員更不分晝夜，連日工作，充分表現出團結互助，愛會如家的精神 。

六七十年代，寮屋區生活條件惡劣，火災、雨災、風災經常肆虐，據本會前總幹事、會務顧問何其強憶述：「發生雨災、風災、火災，就是開工令，要與一眾義工四出救災，協助災民搶救財物，扶老攜幼離開災場，並對災民的安置問題作出支援，我們亦展開籌募賑災工作，發放慰問金予災民。其後政府當局才鼓勵各鄉村自發組織救火隊 。」

1978年獅子山下村火災，我們鼓勵災民成立災民委員會，並委派職工擔任顧問，講解政府政策，凝聚災民的意願向政府反映，成功爭取市區安置，事件得到圓滿解決。社福界總結這個事件，認為是香港社區發展的模式，並向政府推薦，隨後在社區大力推廣 。

踏入七十年代後期，我們開拓更多社區服務，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娛康樂活動和開拓提供多種會員福利。當年擔任康樂部主任的永遠會長李達仁憶述：「為吸納更多年青人，當時大力開展新穎班組活動，如徒手潛泳班、司儀班、攝影班、自助餐晚會、遠足宿營、球類訓練、球隊等，同時舉辦各式各類旅行活動，深受會員街坊歡迎。「十三鄉」舉辦康樂活動曾創下了不少先河，包括1976年舉行新春大旅行到西貢泥涌，有幾千名會員街坊參加，當時一共租用五十多部旅遊巴，弄得警方也要為我們開路，義工又要早一天到現場通宵達旦準備，佈置場地，搭野餐爐，預備翌日為參加者準備午餐；1978年首創居民團體開辦徒手潛泳班，吸引不少年青人參加，更有學員學成後成為潛泳導師及潛泳員；同年在啟德遊樂場舉辦新春遊園會，讓會員街坊玩足一天。街坊覺得我們十三鄉動員力高，希望我們多搞活動 。」

維護住屋權益 

1972年，港督麥理浩宣佈十年建屋計劃，為180萬香港居民提供設備齊全、環境舒適、可供永久居住的公屋單位。當計劃付諸實行時，1974年房屋署宣佈全面加租，並要徙置區商戶重簽租約，撤銷原有的自由轉業、自由轉讓及承繼權。這個事件中，本會對居民和對商戶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由於政府政策嚴重影響商戶生計，並且是違約行為，我們就採取協助商戶組織起來，進行抗爭，維護權益。對住戶方面，則開展一元運動，協助居民度過難關，至於個別特困戶，則協助其申請公援 。

八十年代初，爆發出26幢公屋危樓事件，人心惶惶。居民擔心搬去何處，會否影響就業、讀書、鄰里關係等，而商戶亦擔心日後生計。而本會亦深感單憑個別團體，勢孤力弱，遂聯同其他十個地區團體於1985年發起及組織「港九新界公共屋邨居民商戶團體聯會」（即：公屋聯會），通過集合廣大居民商戶力量，共同維護權益 。

同期房委會推行「富戶政策」，本會發表聲明，指出當年麥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計劃，是把建公屋作為對社會穩定的一項投資，讓市民住上力所能及的永久性住所，可以讓市民無後顧之憂為社會和自已創造財富。希望政府無忘初衷。

1987年政府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宣佈重建所有徙置區和部份舊政府廉租屋、自置居所免息貸款計劃等與居民有深遠影響的政策。就此，我們於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間不時舉辦研討會、居民大會，問卷調查等，凝聚居民意見，向當局反映 。

整個七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經濟起飛，亦帶來香港的經濟起飛，市民的生活不斷改善。加上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香港的前途問題亦擺上議事日程。1980年6月，香港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提出設置區域市政局、區議會及地區管理委員會。黃大仙民政主任謝肅方亦專程到本會作介紹，曾詢問本會是否需要如新界鄉事委員會般要有一個當然議員席位。其時執委對代議政制抱有懷疑，認為維護居民應有權益才是工作方向，拒絕了有關建議。這次諮詢後引發本會對今後工作方向的研究 。

為了讓社會政策更符合市民利益，參政是其中一個方向。1985年第二屆區議會選舉，我們鼓勵會員、街坊登記為選民，及支持與本會理念相同的社區人士參選。1988年第三屆區議會選舉，首次由本會秘書簡志豪代表本會競選黃大仙區議會慈雲山西議席，並順利勝出。其後每屆區議會、市政局或立法會選舉，我們都有派員或支持會友參選。通過選舉工作，有助本會進一步開展社區工作及為居民提供更多服務 。

八十年代，影響民生最大的仍數香港前途談判和起草《基本法》，當時市民一方面冀望回歸後，特區政府是人民政府，可以更照顧市民利益；另方面亦擔心回歸後市民的生活方式會否有很大改變，其中九龍十三鄉的原居民更擔心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其間本會經常舉辦座談會，收集民意向當局反映。在與現代憲法學家、內地草委王叔文反映民意時，獲得明確回覆：香港的原居民和內地的少數民族一樣，其權益是受到中國憲法保障；至於九龍十三鄉，位於界限街以北，按南京條約是新界的一部份，因此十三鄉居民民應享有與新界其他原居民同等權益。最後《基本法》第四十條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進入後過渡時期，本會聯同區內團體組成「香港基本法推介黃大仙區聯委會」，舉辦各類活動推動市民認識《基本法》，了解自身的權益。另方面為了選出一位能為基層着想的特首，讓基層市民可以在九七後持續安居樂業，本會推薦會長及多名執行委員競選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

由於市民日益關注未來，九十年代我們工作方向移向：「讓我們的孩子生活在健康美好的環境中」。先後提出「黃大仙玫瑰園計劃」、「啟德航天科技城計劃建議」、「東南九龍發展計劃建議」，建議興建啟德環保城、衙前圍博物館、區域醫院、以地下購物街接連新蒲崗、九龍城和啟德區。我們主張參照四川成都「活水公園」，在啟德明渠興建「白海豚活水公園」，地底為污水處理廠，地面則寓環保教育的休憩公園。亦主張活化啟德明渠，讓城中河可以發揮改善週邊氣溫和濕度，成為更宜居城市。2007年本會倡議建設黃大仙區「水‧綠‧文物」景觀步行徑，改稱明渠為啟德河，並保留自大磡舊址至沿河的歷史遺跡，為居民帶來優化的社區設施，亦讓歷史、民俗文化與水道互相結合和補足，為黃大仙、九龍城等地區帶來新氣象，成為休閒、旅遊、教育、社區藝術創作的新景點。這一系列構思得到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認可和接納 。

回顧過去六十年，本會堅持團結居民坊眾，維護應有權益，鼓勵居民參與社區，發揚互助自救精神，培育社區領袖，力求改善社會政策和社區環境，達至安居樂業。因此在社會運動手法上，不論回歸前或回歸後我們都是一致的；團結居民，凝聚共識，除萬不得已採取抗爭行動外，基本上以對話為主，讓政府明白居民的處境和意願，並游說政府接納居民意見，消除彼此矛盾，並提出有效建議，達至雙贏。

有意見認為香港政黨發展日趨成熟，以代議形式解決社區問題將會成為主流，以鼓勵居民參與和自助的基層團體已經未能有效回應居民需要。亦有意見認為「自己社區自己事」，有誰比自己更了解自身需求？因此團結互助自救，仍是一個出路。

我們這類居民團體在未來應如何走，實值得深思。